冀鲁豫精神浅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交界的广大平原地区创建了一个东至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至石德路,南跨陇海路,面积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两千万的全国最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连接华东、华北的枢纽,是通往太行、延安的重要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信中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到平原(冀鲁豫)区工作至少半年到一年,协助(冀鲁豫)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称:“得冀鲁豫者的天下”。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称:“新中国是从冀鲁豫平原来的”。
       平原大地硝烟谱写英雄曲,黄河两岸热血浇铸民族魂。 抗战八年间,冀鲁豫边区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冀鲁豫精神。冀鲁豫精神,是中原儿女和冀鲁豫将士用血肉之躯,民族之魂铸就的一座永垂不朽的历史丰碑。是边区军民冒着枪林弹雨,炮火硝烟,在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和提炼的光辉成果。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经历艰难曲折逐步走向胜利的史实结晶。
      冀鲁豫精神概括起来有四句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气节;心系百姓,改善民生的骨肉亲情。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是一场捍卫中华国土,捍卫民族尊严,驱逐外虏,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8日,就通令全国,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冀鲁豫边区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地爱国人士展现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直南革命先驱晁哲甫,河南省清丰县人。1938年2月,他为了筹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经费,变卖了家产,既当训练班的组织者,又当教员,还是后勤供给员。充分体现了爱国、救国的博大胸怀。1938年2月15日,他得知旧政府的一些人想拉拢更多的人进城给敌人做事,已做好了打着五色旗进城的准备。晁哲甫认为这是集体投敌,必须坚决制止。他找到曾当过旧政府建设局长和区长的两个老同学,义正言辞的说:“你们要进城给敌人做事,难道忘了自己的祖宗了么!现在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积极抗战,你们却背道而驰,为虎作伥!”那位原建设局长辩解道:“我们进城只是想混碗饭吃,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等他们垮台时,俺就做个内应。”面对所谓“曲线救国”的丑恶嘴脸,晁哲甫怒不可遏:“日本人强大怎么了,我们中国人就屈服了么!你那不是做内应,是货真价实的投降。你们如果给日本人做事。等他们被赶回国,看你们怎么下场!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看在咱们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我劝你们不要进城,日本鬼子终究要失败的,你们不要给子孙后代留骂名!”在他的规劝下,这两位同学有了动摇。接着,晁哲甫又找到几位有影响的、欲投敌的大绅士,开诚布公地讲解利害关系,晓以国家民族大义,进行了分块瓦解,终于制止了这场集体投敌的活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军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战地记者柳朝琦。河南省清丰县人。自1940年以来,先后在冀鲁豫边区的《反扫荡报》、《卫河日报》、《冀鲁豫日报》任战地记者。当记者的第一天,他就写下了“抗日不惜七尺躯,救国只仗一寸丹;洒尽满腔英雄血,光复中华好河山”的励志诗句。当记者期间,他置生死于度外,深入火线,撰写了许多鼓舞军民士气,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在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领导的称赞。冀鲁豫行署主任晁哲甫曾夸奖说:“柳朝琦是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记者”。1943年12月4日,他只身前往讨伐汉奸孙步月前线采访,经过日伪据点时,身中敌人数弹,自知难以生还,便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将机密文稿撕碎咽进肚里,壮烈牺牲,年仅22岁。他的战友——原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吴振全,在接受中央七套《怀念战友》栏目采访时説:“柳朝琦是我军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战地记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浙江省苍南人,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河北民军大队长、第四团团长。1939年6月脱离国民党顽固派,投靠八路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后,先后任民军第一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忠心报国,身先士卒,指挥艺术高超,他带领部队多次痛击日寇,取得显著战果。1943年9月28日,在山东省曹县王厂村一带遭遇日伪军重兵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悼词中说:“朱程同志的牺牲,使我中华民族失去一个将才,边区部队失去一个良好的指挥员,我党失去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失去一个爱国将领”。
       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河北省献县人。19岁随父亲到东北投身奉军,后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很快从士兵升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弃官还乡务农。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任队长。1938年率部参加八路军,编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后调归冀鲁豫军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他性情刚烈,战斗经验丰富,军事素养很高,所带领的回民支队被称为“敢打硬拼的铁军”。1944年初,本应随杨得志司令员率领的西进支队奔赴延安,保卫党中央,但因长期征战,积劳成疾未能随行。于1944年2月在莘县小屯村病逝。毛泽东主席为马本斋题词是:“马本斋不死”。朱德总司令为马本斋题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段君毅卖地筹军饷,爱国之心天可鉴。段君毅,河南省范县人。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由于范县遭受严重的旱灾,粮食欠收,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两个团的军饷出现困难。时任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段君毅不愿再增加人民负担,便瞒着父亲卖掉70亩良田,给两个团做了军饷。同年春节,段君毅又说服父亲,倾其所有捐出粮食救济灾民度荒。为了感谢段家父子,当地群众制作了“博爱可风”、“作述重光”两块巨匾送给段家,并在其老家——范县白衣阁搭起戏台,请来各村高跷、龙灯、花车、旱船等民间表演队,准备热闹一番。段君毅听说后,马上赶到白衣阁想要进行制止。此时,四里八乡的群众已兴高采烈地涌来,事已至此,段君毅只好作罢,便对几个操办人说:“既然已经来不及制止了,活动照样进行下去吧,但是一分钱也不能让群众拿,所有花销都由段家出!”结果,他又说服父亲卖了20亩地,付清了四天唱戏的钱。群众感慨地说:“这次唱戏虽然没有惊天,但却动了地了!”
        冀鲁豫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涌现出了三位很有影响的爱国人士。
        一位是著名民族英雄、爱国将领范筑先,河北省馆陶县人。1937年11月,日军进犯鲁西北,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他坚决抵制韩复榘向黄河以南撤退的命令,率部接连击退敌人多次进攻。1938年,他拒绝国民政府将抗日武装改编为省属保安旅的命令,并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签订了互相支援的协议。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先后两次组织部队进击日军占领下的济南,牵制了日军行动。1938年11月14日,日军进攻聊城,他率部英勇抗击,次日城陷,范筑先宁死不当俘虏,自戕殉国。范筑先将军殉国后,举国痛悼,国共两党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送的挽联是:“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伤亡,显其忠勇;吾侪(柴,我们)尚在,势必长期抵抗,还我河山”。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送的挽联是:“碧血为山河,百里危城留与社会树模范;浩气存天地,千秋青史合为民族表英雄”。国共两党给予他如此高度的评价,足以显现出范筑先将军的历史影响和爱国情怀。
        另一位是著名民主爱国人士贾心斋,河南省滑县人。1938年2月,日军还没有到达滑县,国民党滑县县长就闻风而逃,并携裹县政府的十几万巨款和重要物资。时任国民党滑县县政府财政委员的贾心斋,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截下了这批钱款和物资,随后被推选为自治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29日,日军进攻滑县城,他率地方武装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同年秋,日军企图收买贾心斋做滑县伪县长,遭到拒绝。深秋,八路军东进纵队进入滑县,他筹粮筹款,并调集地方武装协助东进纵队解放了滑县城。1940年4月,贾心斋率县政府全体人员投奔了共产党,后来他成为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解放后先后任平原省副省长、河南省副省长。贾心斋能从一个国民政府的县级财政委员,成为共产党政府的副省长,这说明我们党对爱国人士的爱国情怀的支持和褒奖。
       再一位是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杨静斋,山东省梁山县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杨静斋联络当地爱国志士,为我党在梁山一带筹建抗日武装捐献枪支,动员亲友参加抗日队伍。1939年春,与他人一起将国民党抓捕并欲杀害的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爱国知识分子营救出狱。还积极协助八路军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在梁山扩大抗日力量。同年,寿张、阳谷、东平三个县建立边区工委,决定组建独立营,他将自己家护院的武器、粮食捐献出来,并发动其他开明绅士捐枪、捐款,共筹集枪100余支。1940年4月,杨静斋任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委员,边区政府参议员。1942年9月27日,在范县反“扫荡”突围时牺牲。1946年,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其筑墓立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爱国情怀”,在新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爱国,是公民必须具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重要的精神支柱。爱国,就是要爱祖国的领土,爱自己的同胞,爱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到我们个人,就是要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家乡的建设尽心竭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二、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大局意识
       在共产党内,大局意识集中体现在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严格的制度、严肃的作风等方面。讲大局,识整体,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小集团利益,有远大的目标,有战略意识。这是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过:“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的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实践证明,冀鲁豫边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是顾全大局的典范。
       1938年秋,开国大将陈赓的第一任夫人王根英任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1939年3月8日,师供给部在河北省南宫县前后王家村被日伪军包围。王根英把组织给她配备的骡子让给伤员骑,徒步随部队突出重围。她冲出村外刚喘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便不顾大家的阻拦毅然独自向村里奔去。当她在驻地拿起挎包急忙出村时,不幸与日伪军遭遇,被敌人机枪扫射身中数弹。等突围部队冲进村里接应时,王根英已壮烈牺牲,时年33岁。此时,陈赓正率三八六旅越过平汉线西进,他当天得知消息后,泪水滚滚而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天,根英壮烈牺牲了。我万分悲痛的同时,为根英这种顾全大局,牺牲自己的可贵精神感到光荣和欣慰。”从此,陈赓中断了写日记的习惯。他还对战友说:“我要为根英守节三年!”果然,陈赓在王根英牺牲三年之后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
       1941年1月17日,为了掩护鲁西军区和党政机关转移,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特务营的两个连,在山东省朝城县(今莘县)苏村与数倍之敌展开阻击战。激战一天,毙伤日伪军400余人,成功地掩护了领导机关脱离险境。这两个连因被敌人包围并释放大量毒气,大部壮烈牺牲。这种以局部的牺牲,换取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充分体现了八路军指战员的大局意识。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为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改任为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黄敬同时兼任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原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改任为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直白地说,黄敬的到来,一个人顶掉了一个党委一把手和一个军队政工一把手的位置。张霖之改任区党委副书记后,详细地向黄敬介绍边区根据地的情况,主动提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建议。苏振华改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后,仍积极协助黄敬抓好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两位副手的支持、帮助下,黄敬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团结一班人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使边区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为什么老新一把手能这样密切的配合,就是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抗战这个大局;心里始终装着紧密的团结起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这个远大的目标,心里始终装着共产党人为解放劳苦大众而英勇奋战的宗旨。
       1944年1月31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率领冀鲁豫军区第三、十一、十六、十九、三十一团及回民支队等组成西进支队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时,冀鲁豫边区面临着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的新形势,军区的主力部队并不充裕,但是军区领导班子识整体,顾大局,党中央一声号令,就坚决执行。开赴延安的西进支队中很多是冀鲁豫军区主力中的主力。实践证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临时组建起5000余人的,有坚强战斗力的,远离家乡故土却斗志旺盛的革命队伍。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绝对做不到的。
       八路军主力部队有顾全大局的观念,边区地方武装也有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英勇表现。1940年3月,鲁西南地委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和少量地方武装,打击、分化、瓦解30倍于我之各路国民党顽军,持续4个月之久,胜利地保卫了以刘岗、曹楼、伊庄等3个村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这一斗争史称“红三村斗争”。1942年7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困苦阶段,南乐县李家庄、杜家村、武家村等6个村的350余名民兵组成联防大队,称“武联防”。他们以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英雄气概,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打退欲要进村的日伪军。自打成立“武联防”后直至小日本投降,这6个村未给敌人纳过一粒粮,交过一分钱,出过一个夫。有力地践行了全民抗战,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思想。
       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更能看出边区党、政、军、民的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大局意识。
      1937年12月,1938年1月、3月、5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派出4支部队由孙继先、胥光义、陈再道、李菁玉、宋任穷、徐向前、刘志坚等率领先后进至冀南。1938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部挺进濮阳、清丰、内黄、滑县一带。1939年1月,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部进入鲁西地区。八路军部队进驻以上三个区域后,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部队来自不同的建制,人员来自不同的省份,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抗日救亡是中华民族的大局。
       冀鲁豫区先后经历了合并、转隶、分解等阶段。1940年4月冀鲁豫边区党委成立,俗称小冀鲁豫。1941年7月,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俗称中冀鲁豫。1942年12月湖西区和水东区划归冀鲁豫区。1944年5月,冀南区与冀鲁豫区合并,称大冀鲁豫。1945年10月,冀南区又从冀鲁豫区分解出来。尽管冀鲁豫区的每个阶段都涉及到区域管辖的变化、部队序列的变化、干部职务的变化、所处环境的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边区军民抗战到底得决心没有变,抗战救亡的斗志没有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冀鲁豫,赶出全中国的目标没有变。
        解放战争中,冀鲁豫军区抽调主力部队,先后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了第一、第七、第十一纵队。在配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进行十大战役;协助中原部队胜利突围;东援济南,南援淮海,北援天津,全力支援渡江作战;抽调万余名干部上东北、下西南,接收巩固解放区等重大事件中,冀鲁豫边区军民顾大局,识整体,踊跃参军参战,运送物资支前,火线抢救伤员,跨地区协作,支援兄弟部队作战等做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支援,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邓小平的这些对边区群众的赞语,是边区军民顾大局,识整体可贵品质的最好诠释。
       大局意识,也是我们新时代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新形势下,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不因局部胜利而耽误全局胜利。大局意识,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
      

 
        三、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侵占冀鲁豫边区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平原大地出现了,强虏凶残恣意横行,倭寇狠毒民不聊生;魔爪蹂躏哀鸿遍野,铁蹄践踏血雨腥风的悲惨场面。但是,平原儿女没被制服反而激怒,黄河子孙没被扼杀反而觉醒;边区百姓没被压垮反而挺直,英雄军民没有惧怕反而抗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地涌现在平原大地上。
       1937年7月,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古城集组建抗日民军第四支队。山东冠县组建鲁西北抗日游击队。泰安抗敌后援会组建泰安人民抗日自卫团。11月,濮县组建抗日游击队。12月,鲁西北成立抗日游击第十六支队。1938年1月,泰西地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3月,濮县、范县分别成立基干大队。5月,鲁西南特委组建苏鲁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6月,组建苏鲁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7月,直南特委组建黄河支队。这些地方武装与孙继先、陈再道、宋任穷、徐向前、陈光、罗荣桓带领,相继开赴直南豫北、鲁西、冀南的八路军正规部队汇合成了冀鲁豫边区抗战的滚滚洪流。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说过:“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老人家还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虎胆英雄气,龙魂壮士心。 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八年抗战中,经历了风和雨的洗礼,前赴后继;遭遇了苦和险的磨难,锲而不舍。承受了血与火的锤炼,锐气不减;谱写了悲与喜的诗篇,气壮山河。
         冀鲁豫边区几次著名的反“扫荡”。
         一是  “五.五”反“扫荡”。1940年6月5日,日军6000余人对冀鲁豫根据地濮阳地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三旅八团在濮县小渠、黄村一带与敌人展开激战,歼灭日军4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10日(农历五月初五)日军看到大“扫荡”受挫,又增兵15000余人,分三路向濮阳地区合击,妄图将刚刚形成的抗日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史称“五.五”大“扫荡”。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以虚避实,分散活动,开展游击战,四处打击骚扰日军,迫使日军于18日结束“扫荡”。
         面对极其残酷的现实,边区军民正像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冀鲁豫边区军民面对敌人的淫威没有屈服,仅隔半个月时间就组织了对敌大反击
          1、冀南反“扫荡”战役。1940年6月20日至27日,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和三八六旅、新编第八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各一部及冀南军区特务团,在河北省广平县、大名县、曲周县,山东冠县、莘县一带与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展开激战,毙伤敌500余人,我军伤亡280余人。
         2、东平湖西北反“扫荡”战役。1940年6月25日至7月上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山东省东阿县一带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展开激战,毙伤敌300余人,俘日军3人、伪军70余人。
          3、大名公路破击战。1940年7月8日至27日,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八旅各一部,在河北省大名县一带与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展开激战,毙伤敌500余人,破坏公路40公里。
          二是 “四.一二”反“扫荡”。1941年4月12日,日伪军10000余人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沙区,即,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扫荡”。敌人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烧毁村庄140余个,房屋50000余间。其中80余个村庄变成焦土。杀害群众3400余人,牛、猪、羊等家禽抢掠一空。这次“扫荡”史称“四.一二”大“扫荡”。在反“扫荡”中,八路军第二纵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采用游击战术,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共歼灭日伪军700余人。战至19日,日军撤离根据地。其后,冀鲁豫行署副主任贾心斋代表抗日政府带着大批物资,到遭难区慰问。并在内黄县李原村修建了死难军民公墓。 
         血债要用血来还。在反“扫荡”的同时,冀鲁豫边区军民相继进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战斗。
          1、韩集、田集战斗。1941年4月19日,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在山东省曹县韩集、曹集一带与伪军1000余人展开激战,毙伤敌500余人,俘敌500余人。
          2、南清店战斗。1941年5月9日。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在河北(今河南)省南乐县南清店与日伪军500余人展开激战,毙伤日军300余人、伪军60余人,俘伪军10余人。
          3、平汉铁路安阳至汤阴段破击战。1941年5月31日,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一部,在河南省安阳县、汤阴县与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展开激战,毙伤敌300余人,破坏铁路1公里,桥梁1座,拔除据点2个。
         三是“九.二七”反“扫荡”。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30000余人,出动30余辆坦克,400余辆汽车,10余架飞机,分兵8路突然合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濮范观中心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得到日伪军合围“扫荡”中心区的情报后,紧急指挥军区机关人员从范县颜村铺向外线转移,并于26日下午向南越过黄河故道,到达南华县(时属山东省后撤销)境内,脱离了险境。教导三旅、南进支队及回民支队的主力转移到外线,及时跳出了包围圈。这次大“扫荡”,是冀鲁豫边区八年抗战中受到的最大一次浩劫,史称“九.二七”大“扫荡”,这次反“扫荡”中战斗最激烈的是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指挥的甘草堌堆突围战,后来被称为“铁壁突围”。
         冀鲁豫军区教导三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回民支队及游击队,抗击日伪军10000余人对观城、寿张、濮县、范县地区的“扫荡”。至10月14日,反“扫荡”作战结束,共毙伤敌350余人。
         在这次反“扫荡”中,冀鲁豫边区“大众剧社”社长王鸿猷,冀鲁豫行署参议杨静斋、孙仰周,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魏金三,教导三旅民运科长陈伟,南进支队敌工科科长冉世英,中共观城县委书记裴奇壮烈牺牲。
         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冀鲁豫军民化悲痛为力量,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迅速投入到对敌斗争中 来。 
          1、平镇、张楼战斗。1942年10月4日,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在山东省茌平县平镇、张楼一带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展开激战,毙伤敌80余人,俘伪军、伪组织人员350余人。
         2、安(阳)临(漳)边战役。1942年11月3日至10日,冀南军区骑兵团、新编第七旅第二十团、新编第八旅第二十三团、第一军分区第二十六团,在河南省安阳县、临漳县(今河北)与伪军程希孟部、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一部展开激战,毙伤日伪军1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150余人。收复临漳县城。
         3、洱南战斗。1942年11月8日,冀鲁豫军区一部,在山东省茌平县洱南一带与伪军2000余人展开激战,毙伤敌100余人,俘敌300余人。
        上述历次战(役)斗充分说明,冀鲁豫边区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是坚不可摧的;抗战必胜的信念是打不垮的;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气节是扑不灭的。特别是在1941年至1942年间,边区军民面对日、伪、顽、会、匪“五鬼闹中原”,根据地缩小,生存在敌方势力的夹缝中的极其困难局面,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紧紧依靠边区群众,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在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恢复,巩固和发展了边区根据地。如果没有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没有愈挫愈勇、敢于胜利的顽强斗志,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是不可能的。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那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除了这三次重要的反“扫荡”以外,边区军民始终保持抗战热情,利用一切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向日伪军发起攻击。以泰西陆房突围战、冀南香城固伏击战、鲁西苏村阻击战、湖西微山湖围攻战、直南八公桥突袭战、豫北白道口攻击战、水东欧阳岗截击战为代表的各种战法,痛击了日伪军,鼓舞了边区群众,显示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英雄气概。
        在这里,还要重点介绍一下发生在清丰县的悲壮故事——一门四烈士。瓦屋头镇梁村的梁作干老先生是一个平民百姓,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他经常教育子孙,“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好男儿应为国家血洒疆场,驱逐日寇,建功立业”。在他的教育下,二儿子梁鸿宾,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曾任鄄城县抗日联合会主任。1949年在贵州剿匪战斗中牺牲;三儿子梁鸿建,1938年参加抗日武装“四支队”,作战英勇,屡立战功。1943年在滑县战役中牺牲;长孙梁克允,1939年16岁时到抗日随营学校,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参加军事训练,是一个文武全优的好学生。1942年“四.一二”反“扫荡”突围中牺牲;大儿子梁鸿图(梁克允的父亲)在本村参加抗日活动,1942年6月,被日伪军以抗属的“罪名”抓走。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英勇不屈,痛骂敌人,惨遭杀害。为了褒扬梁作干老先生一家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清丰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4月立碑“一门四烈士”来昭示后人。
        与“一门四烈士”同样悲壮的还有中共大名县委书记顾俊华。1937年10月8日,他在河北省成安县侦察敌情时被日寇发现,敌人边追击边打枪,顾俊华头部中弹,当跑到魏县何庄时晕倒在地,这时他知道难以逃脱,于是爬到一眼水井旁,写下了“抗日救国”四个大字,遂投井壮烈牺牲。昭示了共产党人的民族气节。
       冀鲁豫边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片热土一片心;钢肩铁臂担道义,松梅气节日月魂的英雄气概,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斗争。据不完全统计,有70名地旅级领导干部和175名县团级领导干部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建国后他们还健在的话,像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静远、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荣,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闻允志,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等15位军队干部,都可以进入开国将军行列。在此,我们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老前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值得欣慰的是,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战火,锤炼了八路军将士,据统计,在冀鲁豫军区序列中,产生了1名开国大将,9名开国上将,16名开国中将,72名开国少将。他们在边区抗战中驰骋疆场,浴血奋战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老区人民心中。
       更值得自豪的是,有9位当年在冀鲁豫区战斗工作过的领导人,建国后,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他们是: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原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原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原中共冀鲁豫分局第八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万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中共冀鲁豫分局第九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赵紫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原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刘华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原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总会计田纪云,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再立新功的民族气节,已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民族气节,就是一个民族所坚持的信仰定力、精神追求、价值取向、文明准则,包括高尚道德、优秀品质等。就当今而言,要从四个方面做起:培养树立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培养树立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奉献意识和无私胸怀;培养树立对国家社稷的热爱意识,道德意识和使命意识;培养树立坚定的人格情操和民族血性。

      
         四、心系百姓,改善民生的骨肉亲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他老人家在《论持久战》中也说过:“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确立了为广大人民,即农民谋利益这条最根本的宗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根据地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让没有土地的赤贫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极力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让缺少土地的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解放以后,为了尽快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生产,我党又在农村先后实行了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等政策。在土地政策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始终没有偏离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系统地、准确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这一永恒的光辉思想。他强调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从形成的那一天开始,就始终坚持“为边区广大群众谋利益”这一根本理念。在建立军队和人民鱼水关系,党政和群众骨肉亲情方面,做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伟大壮举。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开展游击战争,这种战法适用于有山林做掩护的地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失去了天然屏障,如何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摆在八路军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到达冀南后,审时度势,提出了“人山”战略思想。因地因时制宜地实践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一英明论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人山”战略思想的实质,就是把人民群众当作靠山,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要想取得边区人民的支持,首先就要让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给自己打天下的队伍,把共产党看成为自己谋利益的政党。这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最根本的区别。在这一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人做出了表率,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在维护根据地群众整体利益的政策方面。1945年6月6日,邓小平在冀鲁豫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边区今后的工作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必把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在冀南区,这是目前迫切的中心任务。在水东区,应适当地但要坚决地进行这一工作。在原冀鲁豫区,大的浪潮已经过去,但也不应放松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必须切实克服不平衡的状况。对不同类型的地区要区别进行工作;已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注意纠正偏差,切实团结中农,使各阶层安定下来,适时转入生产;还没有进行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充分发动群众,尽最大努力把这一工作搞得更好。”邓小平的讲话,既体现了我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又表现了从实际出发,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实事求是作风。
        在组织生产自救,减轻群众负担方面。冀鲁豫边区区党委、行署、军区联合发出号召,党、政、军机关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每天“人节一两粮、马省二两料”的节约活动。组织群众创办灾民合作社,开展纺织、运输、打井、打铁、熬硝盐等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在减租减息的同时,进行反贪污、反汉奸、反黑地,借粮,赎地,发放贷款,改选村政权,实行合理负担等运动和活动。灾民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遍及20多个县。仅清丰、南乐、范县参加的群众就达20余万人。合作社成立后,为灾民找到了生产门路,激发了群众的自救热情,有力地缓解了灾荒的程度,减轻了老百姓的思想压力和生活压力。广大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把咱老百姓的死路变成活路了,俺们得救了。”
        在边区领导带头抗灾方面。1943年夏天,边区遭到了“蝗灾”。农田里的蝗虫遮天盖地,正在上籽粒的庄稼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时,蝗虫给群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认为蝗虫是“神虫”,蝗虫泛滥是“天意”。为了破除群众的迷信心理,实现虫口保收成。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亲自召开会议,部署“灭蝗”运动。并到田间对老百姓讲解说:“蝗虫是和苍蝇、蚊子一样的害虫,蝗灾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仙。要想有粮吃,不饿肚子就必须灭掉蝗虫。”说着,随手抓起一只蝗虫,用火烧了烧,放在嘴里嚼了起来。随行的机关干部也效仿着把烧好的蝗虫吃进肚里。接着,黄敬拿起树枝和战士们加入到灭虫的行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区委书记带头吃虫灭虫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群众打消了思想顾虑,一场军民齐心协力灭蝗虫运动开展了起来。经过努力奋战,终于在虫口下保住了夏粮收成。
        在解救群众疾苦方面。1942年至1943年,冀鲁豫边区的老百姓在饥饿的生死线边缘痛苦地挣扎。濮、范、观3个县在自己受灾,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先后调出粮食100万斤,干菜、糠34万斤,支援朝城、清丰、南乐、冠县和冀南灾区。当时,粮食运往灾区要经过敌占区层层设防的据点,为了保护救灾粮的安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命令第五军分区抽调部队进行押送。在一次的运粮过程中,惊动了据点里的敌人,疯狂的子弹密集地射向了运粮车队。附近的据点得到消息纷纷出兵向车队奔来,欲要抢劫粮车。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带领100多名战士奋起抵抗,掩护车队撤离危险地带。押车的战士,有的在前面开道,有的在两边护卫,一边射击,一边行走。一些战士伤亡后被抬在车上,鲜血溅在装粮食的布袋上,浸透到粮食里。为了完成这次护粮任务,共伤亡了50多名指战员。当村里的群众领取救命粮时,惊呆了!装粮的布袋上遍布血迹,有些粮食沾满了鲜血,成了一袋袋“血粮”。得知了“血粮”的来历,在场的群众放声大哭,大家手捧着浸透着八路军鲜血的高粱、玉米,朝着北方长跪不起,祭奠英灵。“血粮”,忠实地记载着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血粮”的故事,播种在人们心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来到清丰县单拐村后,住进了陈合修家。陈合修的父亲病故,母亲双目失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贫如洗,34岁还没有娶上媳妇。这一年冬天,杨勇和陈合修在院里打扫积雪,突然发现陈合修穿着一双单布鞋,还露着脚趾头。当知道缘由后,立即回到屋里,把自己舍不得穿的一双新棉鞋拿出来递到陈合修手里。陈合修手捧棉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但这位质朴的农民转眼间又把棉鞋送到杨勇手里,诚恳地说:“杨(副)司令员,您的心意俺领了,可是这双鞋俺不能收下。您带领部队东奔西跑打鬼子离不了棉鞋,八路军只要能早一天把鬼子赶跑,俺就是不穿棉鞋心里也是暖和的。”任凭杨勇再三劝说,陈合修就是不要。无奈之下,杨勇将棉鞋送到陈合修母亲手里,善意地撒谎说:“大娘,这是部队上救济合修的棉鞋,他出去了,你老人家先替他收下吧。”陈合修知道后,就把这双鞋当成八路军的一片心意保存了下来。解放后,他把这双鞋捐献给了国家,成了革命文物,曾在河南省博物院展出过。现在保存在我们纪念馆,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八路军以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为宗旨,赢得了边区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去上战场,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这就是当年八路军和老百姓铸就的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骨肉亲情的真实写照!
         抗战时期的军民鱼水情,党群骨肉情延续到新时代,有了更高的,更全面的,更具体的要求。那就是,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是我们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坚持和践行宗旨意识,牢固树立人民权利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地位至高,人民作用至强的思想观念。不仅体现了我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更体现了党对于执政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冀鲁豫精神,体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风骨;彰显了勠力同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力量。诠释了舍生忘死,敢于斗争的民族血性;证明了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冀鲁豫精神,是贯彻毛主席人民战争军事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充实丰富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民族斗争的思想宝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我们当前的各项工作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原清丰县文化旅游局局长、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党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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